2025年3月30日，盈科拓展集团突然对外声明：李泽楷旗下所有业务“全部独立于长和”，且双方自2000年后“从未参与对方任何业务决策”。这一表态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其时间点恰好卡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对长和集团出售巴拿马港易启动审查之后。而就在一周前，李泽楷还高调现身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与高层和商业领袖同框。
如今这场“切割”动作，与长和集团深陷的舆论漩涡形成鲜明对比。3月4日，长和公告拟以228亿美元向美国贝莱德财团出售全球43个港口，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码头。消息一出，国务院港澳办官网连发评论，直指交易“不符合商业逻辑”，是“向对手递刀”。香港《大公报》更痛批此举可能让中国航运贸易“受制于美”，甚至被美国用于“政治勒索”。
外界对李泽楷的“独立”有两种解读：其一，切割自保。李泽楷虽早已辞去长和职务，但其“李嘉诚次子”的身份始终与家族企业深度绑定。在长和交易面临国家审查、舆论谴责的敏感时刻，他急于撇清关系，避免牵连自身商业版图。
其二，家族留后路。长和原定4月2日与贝莱德签约，却在3月28日被曝“下周不会有任何签约”，疑似以“技术性延期”争取缓冲空间。李泽楷此时释放独立信号，或为李家保留一条不受审查波及的商业通道。
李泽楷的“独立”绝非偶然。回顾其商业生涯，“叛逆”与“投机”始终是关键词：1993年未经家族同意出售STAR TV套现、1999年投资腾讯后转手赚取5倍收益、2018年李嘉诚退休时明确“不加入长和”。这些经历塑造了他“果决却疏离”的商人形象。然而，此次北京之行却暴露了其另一面——政治嗅觉。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历来是外资企业与政策制定者的对话平台，李泽楷以“盈科拓展主席”身份参会，并与高层同框，被外界视为向国家表忠心的姿态。在长和因港易被批“牺牲国家利益”的背景下，这一举动意味深长：既试图以个人影响力为家族企业争取回旋余地，又为自身业务贴上“爱国”标签。
但这种“两头下注”的算计能否奏效？从国家审查的坚决态度看，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市场监管总局已明确表示将“依法审查交易”，强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若长和交易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李泽楷的切割声明恐难逃“形式大于实质”的质疑。
长和出售巴拿马港口之所以引发轩然，根本原因在于其触碰了三条红线. 商业逻辑的崩塌
贝莱德收购价仅为港口EBITDA（息税折旧前利润）的13倍，远低于行业平均20倍估值，交易被指“贱卖资产”。更蹊跷的是，长和未采用公开招标，而是与贝莱德“闪电签约”，被质疑存在隐性利益输送。
巴拿马运河承担全球6%的贸易运输，其两端港口若被美国控制，可能成为遏制中国航运的“锁喉点”。分析指出，美国可通过“选择性限流”“加征政治附加费”等手段，直接打击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稳定性。长和作为中国企业，却将战略资产拱手让予对手，无异于“自毁长城”。
港澳办转载评论尖锐指出：“港资企业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营商不能无视国家利益”。华为、TikTok等企业在美打压下坚守底线，而长和却选择“向霸权跪低”，这种反差让公众难以接受。
李嘉诚家族一贯以“在商言商”自居，但此次事件暴露其商业哲学的致命缺陷：**在全球化退潮、大国博弈加剧的今天，企业早已无法脱离国家利益独善其身**。
国家审查长和交易，传递出清晰信号：关键基础设施的跨国交易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战略。若放任港易完成，不仅损害中国航运利益，更将助长美国“以商逼政”的气焰。李泽楷的切割声明，本质是试图将个人与家族风险隔离，但这种“小聪明”无法掩盖长和交易的战略危害性。
对李嘉诚家族而言，唯一出路是彻底放弃交易，回归“饮水思源”的商业伦理。国家需要的是像华为一样“扛住压力、坚持自主”的企业，而非“见利忘义、左右摇摆”的投机者。
李泽楷的“独立”与长和的“缓兵之计”，折射出李嘉诚家族等部分香港资本对时代变局的误判。当国家利益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筹码时，任何企业若仍幻想“在商言商”，终将被历史浪潮吞没。
中国崛起需要企业与国家同频共振。长和集团若一意孤行，必将付出远比市值蒸发更惨痛的代价——失去国家的信任，才是真正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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